澎湃新闻记者 俞冰礼

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进入存量优化的新阶段，城市中那些不起眼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剩余空间成为更新改造的新目标。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客座教授刘宇扬认为，在高密度的、成熟的大城市里，低效利用的土地或空间需要激活，创造新的使用价值。

880米长的百禧公园，这是曾经的铁路、被遗忘的角落，如今刘宇扬通过巧妙的设计将原本废弃的设施融入到社区，让“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畅想成为现实，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城市剩余空间”改造的关注。

百禧公园，“城市版的苏州园林”

刘宇扬出生于中国台湾，赴美国求学，毕业后在纽约 SOM 建筑事务所工作，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再定居上海并创办建筑事务所，先后参与了许多城市更新项目，包括码头、工厂、公园、学校、基础设施等。

刘宇扬认为，好的城市更新应该是在地的、人本的、微观的、因地制宜的，关注日常所需的空间体验，尤其是将城市剩余空间挖掘出新的潜能和价值再利用。

从纽约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这些超高密度大都市的生活与工作经历，让刘宇扬对于剩余空间的感受特别敏锐，最典型的就是位于上海普陀区的百禧公园。“如果早个十年来做这个项目，我可能做不了，年龄和经验的积累，加上对上海城市治理方方面面的了解，再结合专业的能力，才能够最终完成。”

刚接手百禧公园项目的时候，刘宇扬看到的现场是一片狭长的空地，总长度有880米，平均宽度仅有十余米，其前身为真如货运铁路支线。乍一看，这不是一块城市更新的“好料子”。按照一般的思路，无非是做点绿化铺装，布置几个街头小品。

“那太无趣了，我不想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我和相关领导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希望以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来完成场地的改造与缝合。”刘宇扬回忆说。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这里建设了三层立体的钢结构公共走廊，其中半地下一层是艺术展廊，地面是休闲活动廊，架空层为云上廊。整个长廊划分为南北两翼，聚合10组场景以满足聚集、活动、娱乐、休闲、运动等公共服务，形成互不干扰又交错对话的多维立体空间。

开放之后这里成为社区的公共客厅，老人坐在防水木条做成的座椅上聊天，父母带着孩子在通往架空层的坡道上锻炼行走，偶尔会有穿着旱冰鞋的孩子出现在各种缓坡上，广场上有时会举办一些活动，天气好的时候，打羽毛球踢球的都有，而兰溪路以北的下沉篮球场，人们的身影成为风景线。

百禧公园-下沉篮球场 摄影师：朱润资

刘宇扬喜欢去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走在起起伏伏的街道上，研究城市的空间。他还很喜欢苏州园林，没事的时候就去转转，欣赏亭台楼阁的移步换景。

“百禧公园如同一座城市版的苏州园林，或者是景观化的意大利山城。”刘宇扬表示，“设计上的起承转合、先抑后扬非常有趣。空间变得更有趣，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意义之一啊。”

城市更新需要“自下而上”

很多人会把百禧公园看作上海版的纽约高线公园，后者同样原本是铁路货运专用线，打造为独具特色的空中花园走廊，成为国际城市更新的典范。

不过刘宇扬觉得其中的区别也很大，他指出，虽然两者共同点都在于将这些原本多余的以废弃铁路为基础的城市剩余空间进行了再利用，但却是从不同的场地环境做设计变化。高线公园有工业基础设施，周边的商业厂房密集，更适合面向公众。而百禧公园面向的是周边社区和居民，空间更为有限，建造方式也是轻量化建造。

由社区间剩余空间改造成的百禧公园 摄影师：朱润资

这种区别直接导致打造百禧公园所需要的沟通工作更多，“这样的公园我当然希望是开放式的，老小区的绿化本来就不够，为什么不完全开敞给大家使用呢？但居民的想法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安全问题。”

当然作为设计师，刘宇扬会有自己的坚持，“一刀切地围起来虽然很容易，但居民也不太能了解或想象开放性所能带来的体验，我们可以拿出多个方案来协商，尽量实现相对的开放。”

百禧公园最终形成几类不同开放程度的围墙形式，有全封闭的实墙，也有半封闭的围栏，有门禁可通行的，也有半通透无门禁的。同时为了避免对周边居民楼的干扰，高线步道被限定在离地3.8米的高度，正好在2楼视线以下。

设计中还保留了曾经农贸市场的标示牌，并对其中一面旧墙进行加固处理，顶层步道的遮阳棚造型设计上也参考了旧时车站月台顶棚的形态，这一切是为了勾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回忆。

刘宇扬甚至考虑到了未来的商业运营，他在百禧公园的设计中留下一些商业空间，以满足未来引入咖啡店或者其他店面的可能。“城市更新当然应该满足人的需求，但也要考虑可持续性发展，适当引入资本可以让项目拥有‘造血’的能力。”

整个百禧公园两侧有11个小区，约有几千户居民。刘宇扬认为，在这样一个稠密的居民区内做设计，空间上的任何变化都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那么居民的意见是需要被融入到设计里面的，在这些剩余空间里做设计，都需要应对一群多元且有着不同诉求的“业主”。

刘宇扬表示，涉及较多居民利益的城市更新，考虑到中国整个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会是最为理想的。“目前，‘自下而上’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我相信居民是有意愿、有行动力的。”

剩余空间的活化、再生和利用

百禧公园这样的剩余空间改造是城市化进程进入存量时代的必要思考。刘宇扬认为，这类空间是城市在几十年发展进程中生长出来的一类具有特殊用地性质的地块，如何对这类土地或边角料用地进行活化、再生与利用，可以是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他说，“在高密度、成熟的大城市里，除了百禧公园，实际上还存在着相当多的未能充分利用的非典型性空间，如桥下空间、特殊地形空间等这是我们可以挖掘的资源。”

在刘宇扬看来，国内有好几类城市适合做剩余空间城市更新的尝试。“第一种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存量的，具备一定规模老城区的城市，比如上海、广州等。第二种是具有一些新旧交替的历史建筑空间的历史名城，比如西安、南京的城墙古迹。第三种是江南一带的水乡城市，水系交通发达，周边的零散空间就可以尝试非典型公园，如苏州。第四种则是深圳这种具有大的地块和大的退界红线的城市，退红线的范围内可以重新利用成为提供公共活动空间的城市公园。”

刘宇扬认为，虽然每一个剩余空间都非常特别，但其改造理念可以推广。应从当地的实际需求层面去挖掘，从不同的地形或在原有基础设施上做设计变化。在高密度城市中去衔接与融合社区空间，具有非常好的推广价值，其实不单要在设计提案上有所改变，也可以有设计方法、组织的改变。

“这些空间存在于每一个街道、每一个社区，如果设计师能够发挥各自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再加上政府层面的支持和市民的广泛参与，我觉得这是大有可为的一个实践方向。”

刘宇扬也参与过浦东民生码头贯通工程，这是一个明显有别于百禧公园的受人瞩目的线性空间，不过百禧公园的烟火气似乎对刘宇扬更具备某种吸引力。“城市更新并没有那么多光鲜的项目给你做，螺蛳壳里做道场才是它的常态，百禧公园是没有‘一江一河’那么吸引人，但做好了反而更有成就感，如何在这些剩余空间中找到新的潜力与能量，是我们下阶段工作与研究的重要启示。”刘宇扬说。

责任编辑：陈贇

校对：张亮亮